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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与创始人后裔的百年恩怨

春节前,贵州王祖烧坊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超伟拿到报表:电商渠道加上线下渠道,王祖烧坊酒年末卖了70吨。这款宣称“王茅第九代传承人躬身打造”的酒在酒仙网上出售数月,已有点小红,不少顾客多次购买。

“王茅”是60多年前合并成为国营茅台酒厂的三家烧坊之一,另两家是“赖茅”和“华茅”。三家中,酿酒历史长的有150年左右,短的也有近80年。因此,其传人酿酒,容易引起关注和认同,成为产品的重要卖点。

长江商报记者赴贵州9天实地调查发现,“赖茅”、“王茅”、“华茅”三家创始者的后人中均有人继承祖业,做酒谋生。正因如此,他们与茅台集团也是纷争不休,有的更是已成为茅台集团强有力的对手。

从贩盐巨富、鸦片商转为开烧坊

“三茅”创业史

茅台镇原为茅台村,因建村于赤水河畔台地上,古时茅草遍地,故名“茅台”。自清乾隆十年(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浚赤水河航道,川盐入黔至此起驳,号称“仁岸”。至此人口剧增,成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始盛于世。清代曾更名为“益镇”。1930年民国政府置“茅台镇”,解放后1953年成为仁怀县政府所在地,1967年因办公楼失火被烧毁,县政府迁往中枢镇。

经济发达和交通方便,成为茅台镇酿酒多的重要原因。而“三茅”能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绝非偶然。

在茅台镇酿酒的,首先是贵州首富华联辉。根据《茅台酒厂志》、《仁怀县志》等官方资料的记载,华联辉原籍江西临川,始祖于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几代人都以贩盐为业,并以此发家致富。他家酿酒,原因有些偶然。

1862年,华联辉的祖母彭氏闲谈中说起年轻时路过茅台曾喝过一种好酒。华联辉到茅台时,一场战乱方过,到处残垣断壁,原先的酒坊也夷为平地。华联辉便找到昔日酒师,重建起作坊“成义烧坊”,果酿出如祖母当年所饮之酒。于是继续酿造,作为家庭饮用或馈赠亲友。起初规模不大,仅两个窖坑,年产1750公斤,酒名叫“回沙茅酒”,喝不完的在茅台和贵阳的盐号代销。其子华之鸿接办之初,仍作为附带业务经营。直到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后,才引起重视,年产量扩大到8500—9000公斤。
1879年,仁怀县大地主石荣霄、孙全太和“王天和”盐号老板王立夫合股开设“荣太和烧坊”,因取石、孙两人名字及“王天和”店名的各一字定名。后孙收回投资,“荣太和烧坊”遂更名为“荣和烧坊”。几年后,另一股东王立夫病死,其子王和星虽有股权,但烧房实际已落入石荣霄手中。石荣霄原本姓王,后为石家养子,王立夫死后,石乃复为王姓,到石荣霄的长孙王少章时,烧房已为王家独揽。1930年前后,孙全太的后人孙明远在军阀部队任职,借股权问题制造纠纷,要求清算历年账目。是时王少章已死,由其弟王泽生接办,王泽生知孙明远难以对付,送去茅酒一千瓶了事。以后,王泽生又仗势迫使王立夫的后人“自愿”退出,把烧坊据为己有。1949年,王泽生死,“荣和烧坊”由他的儿子王秉乾继续经营,窖坑由两个增加到四个,酒的产量也由1000—1500公斤增加到3500—4000公斤,后来又增加两个大窖,生产能力达12000多公斤,但由于管理落后,常年产量不足一半。

1929年,贵阳人周秉衡于茅台开办“恒兴烧坊”的前身“衡昌烧坊”。周原在贵阳与贾文钦合伙开设“天福公”商号经营鸦片,后因风险太大,转向经营茅台酒。周一开始就修建了17个大窖,经过两年的筹备和基建才正式投产,但投产不久,“天福公”破产,把酒坊的流动资金挪用去还债,被迫解雇了20多人,只留下酒师和一个帮工勉强维持生产。到1938年,周秉衡与民族资本家赖永初合伙集资8万元,周以酒厂作价入股。赖积极抓酒坊实权,周之子外派运销货物时吃喝嫖赌,亏空两万多银元。赖提出归还欠款,周只好把烧坊卖给赖永初,赖补给周七千银元。赖接手后更名为“恒兴烧坊”,并扩大经营,购进12匹骡马作为推磨之用,工人增至40余人,最高时达60多人。到1947年,年产酒量提高到32500公斤左右。同时赖永初利用“恒兴”总号招牌搞地下钱庄吸收存款,转而做茶叶、桐油、黄金、棉纱生意,并利用在外地所设商号扩大酒的销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赖永初已跻身政界,当上了贵阳市参议员,兼任贵州省银行、重庆大川银行经理等职务。

三家私营酒厂的老板,华问渠、赖永初住贵阳市,不轻易到厂,王泽生虽住城里,亦少过问厂务,他们都是依靠经理总揽其事。经理和会计都是老板的心腹。他们之间还互相制约,彼此都可以向老板打报告,控制是相当严格的。账务也比较健全,除年终分红外,平时要乱搞不行。

在互相倾轧和官府敲诈中生存

“三茅”斗争史

在“衡昌烧坊”未开设前,“成义”、“荣和”两家产量不高,在原材料购进和产品销售方面也没有大的利害矛盾。创建“衡昌烧坊”后,就发生了接连不断的互相倾轧事件。“衡昌”在厂房前的台阶占用了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被“成义”、“荣和”的老板唆使茅台镇区长罚了200元大洋,还请了几桌酒席赔礼。“衡昌”建成投产,因请了“成义”的酒师指导生产,“成义”的老板又上告区公所,把酒师扣押,强迫立下今后与“衡昌”断绝往来的印结。对“衡昌”产的酒,“成义”、“荣和”两家又以粗制滥造影响茅台酒名誉为借口,阻止其在茅台镇销售,“衡昌”被迫把酒运到外地销售。

“衡昌”在茅台站住脚后则进行反击。在原材料采购上,有三家商定的统一规格和价格协议,但“衡昌”却抬价抢购,囤积原材料,迫使“成义”减产或到外地收购,增加成本。1942年,“成义烧坊”到四川大渡口等地收购小麦制曲,“恒兴”也前往争购,致使“成义”在收购中遇到很大困难,弄得“成义”的经理薛相臣只好向二郎滩盐号借贷。“荣和”虽也有竞争力,但因生产规模小,老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可以强制佃户将所收的高粱、小麦全部抵作地租,在竞争中没有困难。

此外,“荣和”与“成义”两家,为了争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奖状和奖章,长期争斗,一直争到1918年由时贵州省长刘显世作出裁决,由两家烧坊共同享有才算了结。

茅台酒在当地官吏和土豪眼中由此成为一块肥肉,华问渠、赖永初等虽亦官亦商,终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两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对官吏曲意逢迎,殷勤接待。当时的省政府和县政府官员常来敲榨勒索,不仅吃、喝、抽鸦片都由酒厂供应,临走还要拿酒,甚至打牌输的钱也要由酒厂代“垫”。

烧坊经常是采取送钱、送礼、请客等方式广泛结交贿赂官员,以减少麻烦。逢年过节,两家烧坊除送酒给有关的大大小小官员、地方豪绅,帮会地痞流氓外,还要大摆筵席宴请他们。并且有些与酒坊关系不大的小官吏,在酒厂照顾不到情况下,还主动上门赊酒揩油。“荣和”酒厂老板是当地大地主,这些麻烦相比较要少些。

那一时期,茅台酒发展缓慢,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当地政府碰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厂里职工虽无活可干,但工资照发,禁期越长,厂方的亏损越大。二是受原料的限制。酿造茅台酒主要原料是高粱小麦。生产一斤酒需用五斤粮,那时当地的绝大多数农民不习惯种高粱和小麦,山地以种玉米为主。因此,原料供不应求,只有荣和、成义两家酒厂各方拼凑,还能勉强维持,自恒兴开业后,所需原料多,造成市场紧张,争相竟购,时生龃龉。三是火灾为害。三家酒厂均无消防设备,酒是易燃物,一旦发生火警,必然成灾。1944年成义酒厂因烘衣不慎着火,厂房被烧,地面所有建筑,付之一炬,只剩下十多个窖坑。1945年,街民失火,延烧一条街,荣和酒厂虽是单独院落,亦被波及,烧得精光,损失惨重,直到一九四七年冬才复原。

据统计,三家酒厂的年产量,合计不超过十二万斤(约六十吨)。“恒兴”产量最多,其次算“成义”、“荣和”,在两万斤上下。论酒的质量,“成义”、“荣和”两家由于开办时间长,酒存放期也久,质量较优。“恒兴”建厂晚,但该厂颇重信誉,出产的“赖茅”酒的质量虽比华、王两家差点,但在逐年提高。

成义酒大宗在贵阳、遵义两市销售。荣和酒除就地销售外,以一部分委托重庆市稻香村代销。恒兴酒厂不但运销国内各大商埠,还有部分销往香港,打入国际市场。三家酒厂在产地的批发价一致。1949年每瓶一斤装的卖银币一元,当时不算紧俏商品,由于吃得起的人少,产大于销,年终尚有积存。

八十九年老酒厂一夜易主
在茅台集团的“中国酒文化城”展厅里,陈列着出版于民国三十六年的贵阳《仁声月刊》杂志的一页,在这一页上,“华茅”(成义烧坊)、“王茅”(荣和烧坊)、“赖茅”(恒兴烧坊)广告齐聚。这三家的厂址都写着同一个地方:茅台村杨柳湾。

是的,不大的杨柳湾就是它们的发源地。镇上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记得;三家酒厂毗邻,占地总共不过四五亩,厂房规模不大,一般的木架瓦房,中有空隙和人行道,成一品字形——荣和居中,成义、恒兴在左右两侧。成义遭火灾后复建时改为砖木结构,还增添了窖坑。

现在茅台酒厂的第一、二生产车间,就是当年“成义”、“恒兴”的老厂址,窖坑也是老窖坑,老厂房有过改造,门面仍保持原貌。制曲车间是昔年“荣和酒厂”的全部厂址,把窖坑填平,在上面建的车间。

1949年时,三家烧坊共有窖坑41个,其中“成义”18个,“荣和”6个,“恒兴”17个。年产茅台酒60000公斤左右。

周梦生(1907-2001),仁怀县地方贤达,贵州省原省长周林长兄,曾任中枢两级小学校长,仁怀县七、八两区区长,遵义团管区司令少校员,军政部中校部员,贵阳市荐任秘书、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历任仁怀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他与华茅、王茅、赖茅的老板和主持厂务的经理们都有过交往。

据周梦生生前回忆,1951年,成义烧坊老板华问渠请托他当介绍人,经买卖双方协议,将该厂的产权以两万元人民币出售与仁怀县人民政府,买方派县税务局长王善斋为代表。办理好一切成交手续时为止,该厂已有八十九年了。

而据《茅台酒厂志》记载,是政府征得华问渠“同意”后,成义烧坊以1.3万元(其中1000元是契税和工本费)的价格卖与政府,并更名为“贵州省专卖事业管理局仁怀茅台酒厂”。

随后,仁怀县政府以“通匪罪”处决了荣和烧坊(即王茅)老板王秉乾,仁怀县财经委员会决定将没收的“荣和烧坊”估价500元,并入茅台酒厂。到被接收时,该厂已有七十三年历史。

1953年,仁怀县政府又接管了恒兴烧坊(赖茅)。据《茅台酒厂志》记载,接管理由是“1949年建国后多次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扶持,维持了生产,但老板赖永初因采取转移银行金库、掉换借据等手段,盗窃价值人民币46万元的国家黄金被查出,于1952年7月被贵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被政府接管时,恒兴已开办二十三年。

至此,仁怀县政府总计花费1.2万元,创办了国营的茅台酒厂。

1953年8月,茅台酒厂由贵州省专卖事业管理局划归省工业厅管辖,更名为“贵州省茅台酒厂”。《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称:国营茅台酒厂的创设以及华茅王茅赖茅的合并,标志着三百多年来,茅台酒酿造工业企业的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使生产力从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为茅台酒的生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有人坐牢有人饿死还有人被枪毙
三茅”的后人

根据《茅台酒厂志》、《仁怀县志》等官方资料的记载,仁怀县政府通过没收、接管和赎买的方式,将成义(华茅)、荣和(王茅)和恒兴(赖茅)三家茅台镇上规模最大的私营烧坊国有化,成立了贵州茅台酒厂。三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作为贵州首富的第三代、民国时代贵州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华问渠的教育、书局、烧坊等各项产业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把他作为统战人士,安排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

然而,好景不长。“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华问渠在运动中被打倒。工作没了,在文革的漫长时间里,这位老人独居在茅草房里。1979年去世,享年85岁。

华问渠的儿子华树人是贵阳八中外语教师。一些七八十岁的退休教师还记得,华老师被整得很厉害。他们对华树人的儿子华效先还有印象,说他胆子很小。

广州一位媒体人士对跟华树人的女儿华林娜交流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什么都要盘问半天,“她说自己是‘在白眼中长大的黑狗崽’,‘吃不饱饭、度日如年、水深火热’……”“她小时候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太多,感觉性格里特别多仇恨心,所以对陌生人不太客气。”

华问渠父亲华之鸿的曾外孙文嘉禾2012年曾对媒体表示,华家收到的1.2万元是“强迫”自愿卖给国家,他早年听家中老人回忆,那笔收入尚不够“遣散工人”。

开办“荣和烧坊”的石荣霄,其孙子王泽生毕业于贵州省法政学堂,曾任县经费局长、区长。他1949年死后由儿子王秉乾管理“荣和酒厂”。据《茅台酒厂志》记载,王秉乾系贵阳师范学校毕业,任过城乡小学校长,茅台镇镇长,不善经营,不理正事,酒厂事务托副镇长陈厚德代办。1951年初,王秉乾因“通匪”罪被枪毙,判决书称其为“特务恶霸犯”,去世时年仅38多岁。

王秉乾遭处决时,他的两房妻子赵氏和陈氏均已病故,家中仅留下母亲和两儿一女。“那个时候我才三四岁,啥也不懂。是祖母周善福带着我和哥哥长大。我姐只能跟着我叔,太穷了,没读过书。”68岁的王崇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说,他们一家人最初住在荣和烧坊里,1952年因为荣和烧坊被政府接收,他们一家人就被迫搬出。1953年经历了一场洪水之后,他们又搬到了中枢镇。

王崇雍的哥哥王崇启也无书可读,当杂工挣钱,后来又去背煤。1959年到铜仁地区伐木站当伐木工人,1963年转到遵义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11年前因为脑溢血去世了。

王崇雍去了一家集体企业——仁怀县第一建筑公司,跟哥哥一样当建筑工人。没有退休金,自己掏3万元买了社保。他65岁的妻子陈仕莉为广播电视局煮饭,临时工,也是自己买的养老金。现在两人每月总共拿2000多点。2010和2013年,王崇雍夫妻俩先后中风,半身不遂,行动不便。

还有比王崇雍家更惨的。据媒体人帅好的调查,他们的两个长辈——“荣和烧坊”第二代老板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其中,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年后一直在仁怀务农。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恒兴烧坊经营者赖永初曾任贵州银行总经理,不久后被“查出盗窃银行金库里价值46万元的国家黄金”,1952年被贵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了两年左右之后,被平反释放。但这位“不法资本家”被接管的烧坊,再也没有回到自己名下。

此外,席卷而至的政治运动他也躲不掉。

开批斗会、抄家、“疏散下放”……市中心搭着大台子,台上一边是走资派,一边是资本家,人人胸前都挂着大铁牌、大木牌。“开完会,接着扫大街,通常一扫就是一天。”赖永初的儿子赖世强说,“各种名目的组织都来过我家,红卫兵、工先队、派出所、居委会……家里被抄了至少七八次。”

年近古稀的赖永初和解放后与他生活的三房太太,1970年还被下放到铜仁地区一个生产队务农, 直到文革结束。在偏僻的山坳里,赖永初也不能逃过政治风暴,“一搞运动,生产队就会拿他去斗,说这是贵阳下来的资本家”。

文革后,经贵州省政协常委会协商,决定赖永初为贵州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但赖永初没有活到任期结束,就去世了。



转载 腾讯网 长江商报消息□本报记者 刘虎发自贵州贵阳、仁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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