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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海参崴的中国人是如何消亡的？苏联雪藏在远东的纳粹暴行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35 标题: 海参崴的中国人是如何消亡的？苏联雪藏在远东的纳粹暴行

海参崴的中国人是如何消亡的？苏联雪藏在远东的纳粹式暴行

7月1日是海参崴建城160周年纪念日（实际割让时间是1860年11月），也意味着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已经脱离中国160年。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华人并没有随着领土的割让而消失，直到1938年被苏联用各种手段消灭。这篇文章将介绍，我在海参崴寻找华人在这片土地的生活遗迹的经历。

一、盛况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以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

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哈巴罗夫；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守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

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

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应该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

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

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

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

根据笔者在海参崴的考察，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

另一位传奇的华商纪凤台，1901年就投资20万卢布（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万人民币）建立起海参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战争中，他组织了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的运输队协助俄军保障后勤，可见其控制财富的体量。

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直到沙俄国家杜马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

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38

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

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

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40

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43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44

本帖最后由木容于 2022-4-8 13:46 编辑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47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53

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

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

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上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

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由于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

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

转载核心观察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54

一起鲜为人知的大屠杀——海参崴远东大屠杀

说起种族屠杀，人们马上会想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屠杀令人发指。其事实无可争辩。然而。作为战胜国一方的苏联，曾经也犯下诸如此类的暴行。只是由于苏联当时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许多暴行均被掩盖。其中一项令人发指的暴行便是斯大林曾经在抗日卫国战争期间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大屠杀，先后三十多万中国人死于斯大林屠刀之下，相当于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则鲜为人知。

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在清朝时便是中国领土。于清朝末期被俄国侵占。但外兴安岭的中国原住民却没有搬走。据统计，有多大30万中国人生活在这些地区。

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在清朝时便是中国领土。于清朝末期被俄国侵占。但外兴安岭的中国原住民却没有搬走。据统计，有多大30万中国人生活在这些地区，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并企图永久性的占领中国远东地区。

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大清洗的环境下对海参崴等地的中国居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在日军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其中，一大部分人在集中营受虐待而死或被强加以罪名直接杀害。

据俄方新闻网消息，2009年12月，在海参崴近郊附近，为2012亚太经合组织而加工筑路的工人发现了万人以及大量尸骸。2010年5月，俄方于海参崴郊区附近再次进行了挖掘。现场共发掘出约480人的遗体，他们全部是被枪杀。在现场，发现了大量包括皮包，内有1930年代的硬币的钱包，烟嘴，孩子的珠子，杯子，瓷碟，眼镜碎片和眼镜等个人物品。

俄方相关机构随即派遣调查组对万人坑尸骸进行调查。经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是中国人尸骸，是在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过程中被杀的。据现场专家表示，现场所发现尸骸均是双膝跪地，后脑一枪中弹。其弹孔显示，均为上世纪30年代苏军配备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个人物品。还发现了中文与俄文报纸，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

除直接屠杀外，还有许多中国人被强加各种罪名发配到西伯利亚极寒地区的集中营进行劳动。并受尽虐待。其中的绝大多数被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高强度工作，幸存者十之一二。绝大多数被虐待或饥寒劳累致死。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55

苏联地方政府经常半夜三更以搜查私货为名进入华商店铺，名为搜查私货，实则专行勒索、敲诈之事，一旦华侨不遂其意，即扣以种种罪名，轻者罚款，重者没收其产业、逮捕入狱，时有因冲突致华侨死于非命者。更有一些苏联官吏勾结少数华侨中的无赖分子，罗织莫须有之罪名，乘机谋夺华侨财产。有些苏联官吏甚至直接使用诈术，如双城子地区曾有警察夜间闯入华商店铺，明知该处并无私货，但深悉华人不堪其扰，故意令其出钱了事，以便停止搜查。而华商不知其有诈，即允其要求，彼乃乘机告发华商行贿，以进一步诈取其钱财.

除此之外，苛捐杂税，强迫购买苏联的国债，强迫入籍。苏联政府通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以及种种非法手段，使华侨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旅俄华侨社会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海参崴的中国记忆也逐渐消失。

想起读过的一个帖子，找出来放在下面。不知道作者是谁，抱歉不能署ta的大名。原文如下。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说俄国学者首次承认，1938年，俄国曾在海参崴实行过大屠杀，“所有在远东的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统统被杀害了”，总数达二十万之多，目的就是要维护苏联对远东的牢固统治。

这位承认屠杀的俄国学者名叫拉林，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在他阐述完这件事后，我以为他会表示忏悔，表示道歉，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人起码的良知。但他没有，他的老婆娜塔莎说：

“如果没有俄国人来，日本就会侵略中国，俄国人来，总比日本人来好。”说完，她发出爽朗和瘆人的大笑。

我听得汗毛耸立，无法想象这是两个人类，也无法想象录制这个视频的中国人，心中是什么滋味。为什么俄国人来，总比日本人来好。再说你俄国人来，是屠杀了中国人，你并不是把这里建设成了另一个香港（这段引用别人的话）。

我真的听得毛骨悚然，无法想象他们属于人类，虽然他们西装革履。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1938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俄国人却在远东杀中国人。

我认为，俄国人的行径比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还要可怕和严重。因为后者是战争之后的野兽般的放纵，而前者发生的时候，中苏两国并没有任何冲突。可现在我们都只知道南京大屠杀，没有几个人知道海参崴远东大屠杀。

日本主流教科书都承认南屠的野蛮，并进行道歉；而这对俄国所长夫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却对屠杀毫无羞愧之心，视为理所当然，好像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于此可见，俄国人的心智之蒙昧，令人叹为观止。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能站在文明的角度看问题，都能明白杀人是不对的。不会认为日本人杀人是野兽，但俄国人杀人就是战斗民族；日本人杀我同族就谴责谩骂，俄国人杀我同族就视若不见。要纠正这种思维，只能站在珍惜生命的角度。只有珍重每一个生命，国家才能真正富强文明，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转载知乎

作者: 木容 时间: 2022-4-8 13:57

中国史上罕见反苏大游行：迫使苏军撤出东北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进入我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后，苏联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争霸，以延迟撤军来胁逼国民政府答应其在东北的政治企图，致使东北长达半年仍未为被中国接收。

　　与此同时，驻东北苏军又屡屡出现一些违纪行为，不但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还使中国民众，尤其是东北人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逐渐被冲淡，并转为仇怨，纷纷盼望中国政府尽快接收政权，整顿治安。

　　1946年2月20日，东北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接收兴安省（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后设的东九省的其中一省，简称兴）受阻，被迫折返北平。消息传来后，民众激愤不已，虽然国民党“党团事先并无主动”，但“激于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重庆大学等14所大学的学生代表，除“中大以学生意见不一致，未参加罢课”外，其余的都决定“自20日起一律罢课，并定于22日结队入市区游行示威”。得此消息，对政府不满的国民党右派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打击中共”的好机会，并乘机挑唆。

　　此时，中共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满，从国家主权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希望“苏联军队愈早退出东北愈妙”。可面对即将爆发的中国民众反苏运动，苏联却不以为然，除对中国政府“表示抗议”外，还再次声明：日本的“东北工业应属苏军战利品，某些工矿事业要中苏合资经营，并关切美军何时离华”，稍后又宣布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并入苏联版图，而对自己何时撤军则闭口不谈，大有把东北也收入囊中之意。苏联的种种做法犹如火上浇油，令本已不满的中国民众更加愤怒不已。

　　1946年2月22日，来自重庆2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举行游行，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等，“路侧民众，皆以热烈掌声，并随呼口号，且有燃放鞭炮”。与此同时，傅斯年等20位文化界人士也借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在当天重庆的游行中，由于国民政府对中苏交涉的事宜一直秘而不宣，加上国民党右派乘机造谣生事，扬言张莘夫等人乃“非法部队”所杀（注：1946年1月，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将矛头指向中共。加上国民政府没有落实保卫工作，结果在“学生行列过后约20分钟”，国民党右派乘机指使暴徒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报社，并殴伤在场的工作人员。闻讯匆忙赶来增援的警察也在多人被打伤后，才制服暴徒，平息暴乱。

　　2月24日，反苏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当天，重庆的“渔农工商及律师、会计师、医师、教育、妇女等团体”，组织“陪都各界护权联合筹备会”，“通电全国各地民众响应”，要求苏军尽快撤走。之后，上海各民众团体成立了“各界维护东北主权委员会”，“举行十万群众示威游行”。其他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甚至连台湾也举行了“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示威游行。

国民党高层对民众的运动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他们担心因此惹怒苏联，令苏联转向支持中共，危及自己的政权。游行发生后，蒋经国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在重庆大搞反苏宣传是愚蠢的”；于2月24日“回渝主持大局”的蒋介石也“对日前学生大游行，极不谓然”，次日还劝导学生“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要信任政府”。

　　中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反苏运动，除一再谴责暴徒的暴行外，也站在主义的立场上表示：“我们与重庆学生一样关切中苏谈判与东北的现状和前途，我们确认，只有确保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才是中国与远东之福”；并肯定了学生的主义精神：“从学生方面来说，大多数是纯洁的……是为直接的心所驱使”；同时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造谣中伤，指示党内宣传机构展开反击，重点打击“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

　　此外，中国民众运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美国各报刊纷纷报道“东方各隅游行示威，赞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过于缄默暧昧”，认为“东北应立即归还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感到驻东北苏军威胁到自己的远东利益，态度转趋强硬，杜鲁门表示要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不然的话，俄国将在远东取日本而代之”。之后，英国的媒体也跟着抨击苏联拆运东北机械的行为“令人愤慨不平”；甚至连日本舆论亦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不容任何国家之侵略……深信中国日后必将收复被各国非法割夺之土地之主权。”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东北问题自然成为热议的话题。随后两天，反苏游行示威又在保定、开封、唐山、宁夏等地相继出现。眼看反苏运动又有再度大规模袭来的迹象，蒋介石赶紧在3月5日号召：“各同志必须平心静气，认识国内外之现实环境”，“不可以表面片段之观察，作愤慨空洞之议论。”同时，借助民众的声势，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要求“苏军即行撤退”的强硬照会。

　　此时，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表示：“任何国家未得另一国家同意都无权派军队进驻该国领土”，如有人违反，美国“不会，也不能置身事外”，以此含沙射影地攻击苏联。英国对苏联在伊朗、东欧等地驻军早已耿耿于怀，现苏军又在东北拖延撤军，并抢夺东北的“各种工业装备”，更让英国感到自己的远东利益受到了威胁。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表示：“中国东北之展望，实令人不安。”随即，发表了针对苏联的“铁幕演说”。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加上中国民众的“示威游行已使莫斯科感到自己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苏联极不情愿地向国民政府公布了苏军从东北各地撤军的具体日期：4月18日，苏军撤出长春；4月22日撤出齐齐哈尔；4月25日撤出哈尔滨。5月22日，苏联公开发表声明：“苏军已于5月3日全部撤退完毕。”

原标题：1946年全国反苏大游行：迫使苏军撤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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